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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 宝剑

编辑 | 笔谈 

贵州银行作为贵州省唯一的省级法人银行，自2012年重组成立以来，凭借地方政府支持和茅台集团等股东资源迅速扩张，2019年成功登陆港交所，一度被视为区域金融改革的标杆。然而，近年来，这家银行却陷入高管频繁“落马”、董事会架构动荡、资产质量恶化及金融科技项目风险等多重危机，暴露出其公司治理和内控体系的严重缺陷。在宏观经济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贵州银行的困境不仅影响其自身发展，更对地方金融稳定构成潜在威胁。

高管腐败与治理失序已成为贵州银行的最大隐忧。2023年10月，原董事长李志明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随后原行长许安、首席专家王向东等多名高管相继被调查，形成“塌方式”腐败。李志明案涉及受贿4310万元，并违法发放贷款3.0462亿元，直接导致相关企业重大损失。这一案件并非孤立事件，而是贵州银行内部腐败链条的集中暴露。数据显示，自2023年10月以来，该行至少有6位高管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涉及信贷审批、贷款管理、关联交易等多个核心业务环节。高管层的集体“塌方”不仅削弱了银行的决策能力，更引发监管机构对其公司治理模式的深度审视。

高管腐败的根源在于贵州银行的治理机制长期失效。作为由三家城商行合并重组的省级法人银行，贵州银行自成立之初便面临整合难度大、利益协调复杂的问题。原股东之间因股权估值、控制权分配及不良资产处理等问题长期争执，导致内控流程无法有效衔接。例如，李志明任期内推动的房地产业贷款激增，但未严格落实“三查”制度，最终埋下风险隐患。2023年，该行房地产业不良贷款率飙升至40.39%，成为上市银行中唯一突破行业平均水平的银行。尽管2024年通过清收处置将不良率降至11.58%，但这一数据仍显著高于同业水平，反映出治理漏洞的长期积累。

董事会架构的持续动荡进一步加剧了贵州银行的治理危机。2025年6月，贵州银行发布公告称，三位拟任董事胡宇雯、殷孟波和王遥因任职资格未获监管核准而集体辞职。这三名董事的任命早在2024年6月股东大会上通过，但一年内未完成审批，背后折射出监管机构对该行高管履职记录的严苛审查。更令人担忧的是，新提名的董事候选人蔡嘉、许亮、张俊杰能否顺利通过审批仍存疑，董事会成员的频繁更迭进一步削弱了战略执行的稳定性。现任董事长杨明尚距法定退休年龄仅剩5个月，其任期延续与否将直接影响贵州银行未来三年的战略规划。高管层的频繁调整不仅造成内部管理断层，也加剧了投资者对银行治理能力的不信任。

资产质量恶化是贵州银行面临的另一大挑战。尽管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124.18亿元(同比增长9.46%)、净利润37.79亿元(同比增长3.43%)，但其资产质量持续下滑成为隐忧。截至2024年末，该行不良贷款率攀升至1.72%，较2021年的1.15%上升0.57个百分点；不良贷款余额增至59.58亿元，四年累计增长逾100%。更值得警惕的是，零售贷款不良率高达5.07%，远超行业平均水平，其中信用卡不良率甚至达到6.95%。房地产行业的风险暴露尤为突出，2022年至2023年，该行对公房地产贷款不良率从0.83%骤升至40.39%，尽管2024年通过清收处置降至11.58%，但这一领域仍占全行不良贷款总额的28.81%。房地产贷款风险的根源在于前期盲目扩张，2018年至2020年，该行对房地产业贷款从74.57亿元激增至370.87亿元，增速超过300%。然而，随着恒大、中天城投等房企暴雷，历史遗留的不良资产仍需长期消化。

股东风险传导问题同样不容忽视。2025年6月，六盘水曙光置业持有的5021.4万股内资股因无人竞拍流拍，起拍价7490万元。这一股权拍卖事件并非个例，该行前五大股东中，贵州省梵净山投资控股集团、遵义市国有资产投融资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均出现司法风险。截至2024年末，该行内资股股东中有5户股权被冻结，1户涉及司法拍卖，合计冻结股权2.82亿股。股东债务问题的传导效应已显现：2025年1月至6月，贵州省梵净山投资控股集团新增3240.69万元被执行信息，遵义市国投被限制消费，直接威胁到贵州银行的股权稳定性。股东风险的根源在于地方经济结构的脆弱性。六盘水曙光置业、梵净山控股等股东多为房地产企业或地方国企，在行业调整期债务压力剧增。例如，六盘水曙光置业与厦门国际银行的7250万元贷款违约直接导致股权被司法拍卖。

股东债务问题通过关联交易、担保链等途径向银行传导风险，2024年年报显示，该行对股东关联企业的授信净额高达16.97亿元，远超对茅台集团的0.21亿元授信。这种“重股东、轻客户”的授信策略与茅台集团作为第二大股东的资源优势形成鲜明对比，暴露出银行在股东关系管理上的失衡。

监管压力与市场信心的双重夹击使贵州银行陷入困境。2024年，该行及分支机构因贷款违规行为被处罚31次，累计罚款525万元，其中21张罚单直指责任人。例如，六盘水分行因利用资金中介虚增存贷款规模被罚款150万元，黔东南分行因经营性贷款违规流入房地产领域被罚款70万元。这些处罚暴露出信贷审批流程的严重漏洞，尤其是“三查”制度形同虚设。2025年1月，贵州银行因新一代票据业务系统缺陷导致商业承兑汇票风险事件，将供应商上海睿民互联网科技告上法庭，索赔5365.86万元。这一案例凸显出金融机构在金融科技外包中的风险管理短板，也反映出高管层对技术风险的忽视。

市场信心的崩塌则体现在股价和资本市场的反应上。自2021年7月达到2.728港元/股的历史高点后，贵州银行股价持续下跌，2025年6月最低触及1.13港元/股，总市值缩水至175.06亿港元。投资者用脚投票的背后，是对其治理能力和资产质量的深度担忧。尽管2024年投资证券净收益同比大增81.37%，但这一收益依赖市场波动，难以形成稳定增长。相比之下，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同比下降11.01%，反映出传统业务增长乏力。在净息差收窄的行业背景下，贵州银行过度依赖投资收益的盈利模式难以持续。

挑战与破局路径方面，贵州银行的困境本质上是治理缺陷与外部环境冲击叠加的结果。一方面，高管腐败导致的内控失效使其在房地产贷款、金融科技外包等领域积累大量风险；另一方面，地方经济转型迟缓、房地产行业深度调整等外部因素进一步放大了银行的脆弱性。

贵州银行的案例为城商行发展敲响警钟。在地方经济转型和金融监管趋严的双重压力下，唯有通过治理革新、业务转型和风险管控的系统性改革，才能重拾市场信心。否则，其“含茅量最高”的光环终将被腐败和风险吞噬股票配资门槛，成为区域金融体系中的不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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